二、茶文化的构成

这个世界上许多事都是机缘，无缘不遇、无缘不聚、无缘不生，茶即是人与一片树叶的奇遇而结缘的产物。

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从而人类发现了茶，鲁周公姬旦着文：“槚，苦荼”，从而茶有了文字记载，唐代陆羽着《茶经》，将唐以前对茶的文字称呼：槚、荼、荈、蔎、茗、茶等统一称为“茶”。从此，茶的字音、字形、字义沿用至今。

《茶经》集此书以前有关茶叶故事之大成，分上中下三卷十章节，涵盖了茶叶栽培、生产加工、药理、茶器、茶具、饮用、历史、文化、茶产区划分等方面内容，还提出“茶性俭”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茶经》是至今发现的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茶叶文化的百科全书，在我国茶文化和茶学史上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所以，《茶经》被后人奉为茶文化的经典，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它的社会历史意义还在于，唐代以前的古代中国文人绝大多数以“六经”（书、诗、礼、乐、易、春秋）为圣贤，“除了修齐治平之外，没有绝对理想，文章之外没有可称道的技能；道德、礼教之外，没有必须遵循的规范”（沈冬梅注译的《茶经》），《茶经》显示了在两晋时代的基础上唐代文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向社会提供了他们更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茶经》集历史茶文化现象之大成，大大推动了茶文化的发祥和成熟，从而促进了当时茶产业的发展和茶科技的创新。

茶文化的构成，有学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1

茶叶所固有的物质被人认识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从而发乎茶。此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发现了茶叶中所含的物质及对人类的有益作用，大致经历了茶叶的药饮、食饮、汤饮的历史阶段，这“三饮”谁早谁迟无所考证，但在缺医少药的古代，人类为了健康，茶叶的药理作用肯定被人类首先认同。

如早在两汉儒生所撰的《神农食经》中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东汉华佗《食论》中也说：“苦荼久食，益意思。”以后，古代中国医学界的很多医学者都论述了茶叶具有药理价值，至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写道：“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之毒，火清则上清矣”。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茶叶含有上千种化合物，其中如茶多酚、茶氨酸、茶碱等几十种对人健康有关、并有明显的药理开发意义。所以，茶叶能被人物质利用是由本身所固的物质所决定的，茶叶广泛被人饮用利用带动了茶叶生产经营的发展，从而引起了唐代统治者们的关注，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对茶生产经营实行税赋制。这一制度客观上确立了茶叶的独立经济作物地位，有利于促进茶的产业化、生活化。所以是人逐步创造了茶的物质文明。

2

人赋予茶叶的文化（明）

据资料记载，商周时期茶已被王公贵族利用，周朝时茶叶始为贡品作祭祀天地之用。春秋时期以后，茶叶作为奢华的享用珍品在一些古代士大夫中流行，如前些年现代考古学家在西安考古发掘西汉景帝刘启（卒于公元前141年）的陵墓时，在其第15号从墓道中出土了珍贵的扁片形散茶（类似当今的“旗枪”），当今天不少学者还在认定唐代以前饮茶只是“煮茶”混饮方式时，实际上2160多年前的汉景帝已在享用精致可泡制的散茶了，由此说明，东吴孙皓及魏晋时期玄学家们能“以茶代酒”有清饮已不足为奇了。

人类在利用茶叶的过程中，尤其是经文人雅士、士大夫们的联想、发挥、渲染而赋予茶叶的文明化和精神价值。

宋徽宗赵佶在《茶论》中说：“谷粟之于饥，丝枲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时岁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简洁，韵高致静。”就是说普通人乃至老幼都知道粮、衣日用的常识，如“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只有文人雅士、士大夫们才会感到茶的精神价值；“祛襟涤滞，致清导和”，“中澹简洁，韵高致静”之类，即可与“琴棋书画诗酒茶”联在一起风雅。

陆羽《茶经》中说：“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

自商周起经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两晋，在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们的作用下，茶已经在南方成为普通的饮品，并在不同阶层表达着茶的文化品性日渐明晰丰富，如据晋《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封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的丹、漆、茶、蜜等皆纳贡之。”并作为祭祀的供品，还设立了“掌荼”机构管理；春秋时代的《诗经》存有多条含有“荼”的诗句，如《邶风·谷风》：“谁谓苦荼，其甘如荠”，《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幽风·七月》“采茶薪樗，食我农夫”等等；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着名辞赋家王褒撰《僮约》，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之句。到魏晋时期茶在人们生活中的文化风格更清晰，如《吴兴记》记载了皇家享用贡茶御荈，西晋左思《娇女诗》中让人看得茶已在北方流行，成为北方上层士人和仕女的日常饮品，杜育的《荈赋》则从各方面描绘当时茶文化的形成和成就，两晋时期长江以南地区已经出现客来敬茶的习俗，当时吴兴太守陆纳、扬州牧桓温以茶待客彰显茶性俭的品性，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中明确对他逝世后的祭祀供品：不能放牲畜品等，只放茶果饼品等等。所以，唐代裴斐说：“茶，兴于两晋，盛于今朝”。

到了唐代茶文化全面形成繁荣，不仅可以从中唐时期陆羽集大成的《茶经》中感受到，唐代不仅茶饮、茶具、茶器、茶艺等讲究，还可以了解到茶名历史、种植、生产、加工、茶产区划分、茶药理等文化知识。

与陆羽同时代的唐御史中丞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也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末刘贞亮还提出茶有“十德”，分别是：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由此看来，唐代对茶的用处及益处、功效已认识得非常深刻了。

宋代茶文化的繁荣基本上在唐代创新基础上的发挥而盛行，宋代上层社会及好茶者中创造出“点茶”成茶韵、茶艺而玩赏饮用。

明清后有茶继续更广泛发展，如普及散茶泡饮，茶的品种更丰富，并各类茶器具更讲究多样等等。

以上充分说明，茶叶实在被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和儒释道人士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精神需求或价值观或意趣或隐逸行为进行表述、感悟、发挥、联想、渲染而赋予茶的精神价值。如类似佛家以佛修心、“无我”讲奉献，道家以道养生、“无为”重规律，儒家以儒治世、“无怨”重进取的三教之精髓合流在茶，使茶文化蜕变得更丰富多彩而蕴含哲理。

古今中外，不少儒释道人士和爱茶人士对茶的精神意义有过许多表述作过更具体的概括，如庄晚芳教授的“廉、美、和、敬”，台湾地区茶艺的“清、敬、怡、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提出的“清、敬、和、美、乐”，以及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韩国茶礼的“清、敬、和、乐”，等等，都有“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的异曲同工之境界。综合起来茶的文化风骨大致如下：

茶之质“清”，茶叶绿、茶汤清。如唐代韦应物称之茶：“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苏东坡称茶为“清白之士”。寓意茶是清洁之物、人应洁净之人、官应清廉之士；

茶之味“苦”，但茶苦不留口，好好去品味如同人生，吃得苦中苦，苦尽甘来；

茶之礼“敬”，茶敬天敬地敬人，“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实是人生懂得敬畏、懂得感恩，表现的“自性的庄严”；

茶之德“俭”，茶性俭，喝茶并不复杂，是种俭朴之物，“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俭廉养德，奢华不是茶的品德，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在奢华享乐中振兴的；

茶之魂“和”，中国着名茶学专家陈香白教授说：“在所有汉文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字更能突出中国茶道的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和”是中庸、包容、和而不同。各种茶各种味，各种泡制方法，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世界共享，满足各种需求的人，茶和天下；

茶之韵“静”，静在中国的儒释道中，是沉寂、无声无息的清寂，平平和和的宁静。“茶须静品”，宋徽宗说茶“清和淡洁，韵高致静”，静以养性；

茶之魅“怡”，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怡者和也，恒也，浆也”，意思是和悦、愉快、调和。喝茶的氛围需要这样，喝茶时很少有脸红脖子粗的争吵，茶叶中的茶氨酸会促进人体中多巴胺的分泌使人情感愉悦，养身又养性；

茶之品“美”，美在快乐，美在有容乃大，茶可“美其所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茶之真“自在”，真茶无好坏，只有喝对。饮品茶不用太刻意、太复杂，一切顺其自然，真茶、真水、真心情，才能喝出真味、品出人生，贵在“自在”。

由于文人雅士的参与，使茶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品味格调更高、内容更丰富，构成了人赋予茶的精神价值。这些精神价值的文化，流传于社会，被社会民众所效仿，对茶的产业化、生活化发展影响力不可估量。